毛主席在寻乌是如何进行“尽职调查”的？

《寻乌调查》写于1930年，作者毛泽东，是一篇针对闽粤赣三省交界——寻乌镇的调查报告，全文共7万余字，分为五个部分，39小节。这篇调查报告通过大量的访谈和实地走访，将寻乌地区的政治区域、交通地理、城市商业、阶级分析、土地斗争等情况梳理成全面的调查报告。

本篇调查中存在大量的对话内容，也是第一手访谈资料，是毛主席下到一线，以第一视角的形式，对寻乌的经济，文化，政策，地方文俗，历史，政治，进行全面的研究。

调查研究是做好各项革命和建设等工作的重要方法。1917年，毛泽东对湖南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进行了“游学”式的考察。1918年，毛泽东和蔡和森一起对浏阳、沅江进行了半个多月的考察。这些都为毛泽东做《寻乌调查》奠定了基础。

《寻乌调查》完成的11年后，毛泽东在延安有这样的回顾：“我做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

而后，毛泽东又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更是补充和发展了这一论断，提出：

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

二.不做正确的调査同样没有发言权。

很多学者认为，《寻乌调查》的经历，是《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写作的重要基础。

谈到寻乌调查的写作背景，就要研究一下当时红军所面临的的战争局势。

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平江起义，之后彭德怀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任军长兼第13师师长。同年10月，彭德怀等率红五军到达宁冈（今江西省吉安市地区），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会师。

1929年1月，国民党军发动了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作战，由湖南军阀何键指挥，由于前两次会剿的失败，何键本次采取的战略是以围困为主，目的是将红军彻底困在井冈山上。

井冈山方面经过讨论后决定，由毛主席和朱德、陈毅率领红4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离开井冈山，留下彭德怀、滕代远的红5军固守阵地。

于是，1929年毛主席同朱德率领红四军，进驻寻乌县的罗福嶂山区，由于战事吃紧，在时任中共寻乌党组织负责人古柏的通报下，朱毛二人率部撤离险境。

1930年5月初，红四军再次抵达寻乌，并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成功占领这座县城，寻乌县苏维埃政府由此正式成立。当年５月中旬，红军的主要工作是针对安远、寻乌、平远等地，积极宣传，努力发动群众。

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在古柏的帮助下，邀请寻乌县的商人、贫农中农、县署办事员、曾经的小地主、秀才等各类职业和不同阶级的从业者举行了座谈会，写成了 《寻乌调查》。

为什么选择寻乌这个地方进行调查呢？

首先是地理位置具有代表性。寻乌地处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处，毛泽东认为，倘若将寻乌这一个地方研究清楚，就可以清楚闽粤赣三省交界其他各县的情况。

其次是当时革命有一个重要问题，也就是土地问题。如何能在争取富农对革命理解支持的情况下，更好地确定土地政策，同时最大程度地得到最广大农民的支持。

特别地，《寻乌调查》中对寻乌县的地理、交通、经济政治 乃至文化都做了相当细致的记载，是至此为止毛泽东完成的最大规模调查。

对于这次调查的特点，毛主席在《寻乌调查》中有这样一段话：

“对于商业的内幕始终是门外汉的人，要决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是非错不可的。

非常明显，争取贫民一件事，一般同志不感觉它的重要，高级指导机关感觉它的重要了，却始终不能给同志们以行动上的具体策略，尤其是不能把具体工作方法指示出来。这不是由于不了解城市是什么东西才弄成这种现象吗?

我是下决心要了解城市问题的一个人，总是没有让我了解这个问题的机会，就是找不到能充足地供给材料的人。这回到寻乌，因古柏同志的介绍，找到了郭友梅和范大明两位老先生。多谢两位先生的指点，使我像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真是不胜欢喜。

倘能因此引起同志们(尤其是做农村运动和红军工作的同志们)研究城市问题的兴味，于研究农村问题之外还加以去研究城市问题，那更是有益的事了。

我们研究城市问题也是和研究农村问题一样，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别个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

倘若走马看花，如某同志所谓“到处只问一下子”，那便是一辈子也不能了解问题的深处。这种研究方法是显然不对的。”

                             —摘自《寻乌调查第三章》

对于调查的步骤和具体内容，又是怎样一种形式呢？

• 调查协助人：寻乌党书记古柏

• 调查对象（11人）：

  
  

郭友梅(五十九岁，杂货店主，曾任县商会长，本城人)

范大明(五十一岁，贫农，县苏职员，城区人)

赵镜清(三十岁，中农，做过铸铁工，做过小商，陈炯明部下当过兵做到排长，现任县苏委员，双桥区人)

刘亮凡(二十七岁，县署钱粮兼征柜办事员，现任城郊乡苏维埃主席，城区人)

李大顺(二十八岁，贫农，曾任区苏委员)

刘茂哉(五十岁，老童生，开过赌场，做过小生意，原是小地主，降为贫民，曾任县革命委员会委员，现任区苏委员)

刘星五(四十六岁，农民，做过小生意，乡苏委员，城区人)

钟步赢(二十三岁，梅县师范生，区政府主席，石排下人)

陈倬云(三十九岁，自治研究所毕业，做过缝工，做过小生意，当过小学教师)

郭清如(六十二岁，秀才，赴过乡试，做过小学教师，城区人）

• 调查形式：会议

• 记录人：毛泽东

• 会议持续时间：十余天

寻乌调查共分为五章：

第一章分析了寻乌的政治区划：

在调查中，详细记录了区域的划分以及各区的政治中心。寻乌县共分为七区，七区之中包括四厢十二堡。特别地，调查对寻乌的历史沿革进行了说明，寻乌并在明朝万历年以后才设县。而在没设县的时，一部分属江西的安远县管辖，另一部分属广东平远县管辖。

第二章主要讲寻乌的交通，通过调研可知，

寻乌交通方式包括水路、陆路、通讯方式有电报及邮政，特别地，由于此地地理原因，陆路交通器具主要是以人力和骡马为主。

第三章主要分析了寻乌的商业。

特别地，本段运用了明确的统计分类方法，将生意供给端与需求端、种类、出口和来货、主要市场，以及寻乌目前存在的所有种类的商业形式的时节、成本、售价、均价、每天/月/年的出货量、出货方式、毛利率、利润以及供应链全部记录。

调查还包括针对不同商品不同月份的变化情况（如牛等牲畜）以及详细地解释了，为什么各类商品会出现变化的原因。

通过观察和访谈调研，本文用历史分析方法指出了寻乌县的商业趋势变化，由于寻乌同时受到了手工业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双重影响，因此研究它的变化，对赣闽粤三地的商业经济和市场至关重要。

“寻乌的许多市场中，由于机会的便利，特为把寻乌城这个市场拿了来观察一番。

说到寻乌城这个市场，真是不胜今昔之感。从前时候寻乌城的生意，比现在寻乌城的要大一倍。光绪二十七八年为最旺盛，那时候不但北半县的澄江、吉潭要到寻乌城来办货，就是南半县的篁乡、留车甚至平远县的八尺也到寻乌城来办货。

这是因为前清时候赣州的货物经过寻乌销往东江，东江也还要买赣州的货，留车等地更不消说，因此中站地位的寻乌城的生意，当然便发达了。

自从梅县的洋货生意和兴宁的布匹生意发展了，便把赣州的土制货色的生意夺了去，不但东江以至八尺都不到寻乌城办货了，南半县的留车等地也不到寻乌城办货了。再则光绪二十七八年前还是所谓“功名顶戴”时代，还没有行新政，县城生意的大宗是赣州来的绸缎。

那时以后时局变化，绸缎的需要减少，直到民国元年废除“功名顶戴”，绸缎几乎全废，县城生意就大大衰败下来。寻乌城是这样一个手工业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战表演了剧烈的荣枯得失的地方，怎么不值得我们注意呢?

还有，寻乌城至今还是一个不定期的店铺交易和定期的圩场交易并行着的地方，它约有二千七百人口，一道坚城的内外，表现它那寂寞的情调，除非到一、四、七的圩期，才临时地热闹几小时，这不又是一件很好的资料吗?”

                          —摘自《寻乌调查第三章》

之后，文章从22余种货物去全面剖解这个城的生活情况和组织内容：

盐、杂货、油、豆屠坊、酒、水货、药材、黄烟、裁缝、伞、木器、火店、豆腐、理发、打铁、爆竹、打首饰、打洋铁、修钟表、圩场生意、特殊行业、宗教等。

特别地，对于政治的关注，调查报告还数据分析的形式，制作了表格，说明了寻乌人口成分和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

如表格所示，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共占百分之七十一，便知这个城市还是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体，向附城一带耕田的和开小作坊做手工的占着住民的最大多数。

同时，本文还对当地政治和商业环境、失业情况、政治思想、宗教信仰、识字情况、以及居民对革命的态度作了进一步调查。

第四章主要是讲寻乌的旧有土地关系。

调查将农村的人口以及旧的田地分配方式（公田40%；地主30%；农民30%）进行了分类。之后，对公共地主、个人地主以及他们的生产态度及政治思想进行了研究。同时，旧的土地制度包括山林制度和剥削制度，以及各类利息和收税方法。

第五章是寻乌调查的最后一部分，主要讲寻乌的土地斗争。

如何分配土地、山林、池塘、房屋、以及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和数量，并对土地斗争中的废债（高利贷以及欠商人的账、税务问题和土地斗争中的妇女进行了讨论。

1930年5月，在《寻乌调查》等工作的基础上，毛泽东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原名《调查工作》，探讨了关于调查研究的相关问题，其中特点提到了一些进行调查的方法论，特此摘录如下：

• 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

只有这样才能近于正确，才能抽出结论。那种不开调查会，不作讨论式的调查，只凭一个人讲他的经验的方法，是容易犯错误的。那种只随便问一下子，不提出中心问题在会议席上经过辩论的方法，是不能抽出近于正确的结论的。

• 调查会到些什么人？

要是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果。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人也要，因为他们有进步的思想，有锐利的观察。以职业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有时兵士也要，流氓也要。自然，调查某个问题时，和那个问题无关的人不必在座，如调查商业时，工农学各业不必在座。

• 开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

看调查人的指挥能力。那种善于指挥的，可以多到十几个人或者二十几个人。人多有人多的好处，就是在做统计时（如征询贫农占农民总数的百分之几），在做结论时（如征询土地分配平均分好还是差别分好），能得到比较正确的回答，自然人多也有人多的坏处，指挥能力欠缺的人会无法使会场得到安静。究竟人多人少，要依调查人的情况决定。但是至少需要三人，不然会囿于见闻，不符合真实情况。

• 要定调查纲目

纲目要事先准备，调查人按照纲目发问，会众口说。不明了的，有疑义的，提起辩论。所“调查纲目”，要有大纲，还要有细目，如“商业”是个大纲，“布匹”，“粮食”，“杂货”，“药材”都是细目，布匹下再分“洋布”，“土布”，“绸缎”各项细目。

• 要亲身出马

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

• 要深入

初次从事调查工作的人，要作一两回深入的调查工作，就是要了解一处地方（例如一个农村、一个城市），或者一个问题（例如粮食问题、货币问题）的底里。深切地了解一处地方或者一个问题了。往后调查别处地方、别个问题，便容易找到门路了。

• 要自己做记录

调查不但要自己当主席，适当地指挥调查会的到会人，而且要自己做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

参考文献：

1.《解决城乡危机与探索红军道路的同构—以毛泽东 《寻乌调查》为中心》胡天娇，（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 博士生。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重印),1991.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一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刘意.关于毛泽东《寻乌调查》的研究述评[J].成都大 学学报:社科版,20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