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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分类

思维导图比较适合自上而下的分类，但它不是分类方式的全部。还有自下而上的分类，如头脑风暴以及在影视剧里常见的“线索墙”。

这里先解释一下“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思维方式，如表 2-1 所示。“上”代表抽象，“下”代表具体。简单地说，“自上而下”就是先明确抽象的概念，再去寻找可以归入抽象概念的具体事物。

举个简单例子：

水果可以分为西瓜、香蕉、苹果等。这是从“抽象”的水果分为“具体”的西瓜、香蕉和苹果。相比于水果，西瓜、香蕉和苹果显得更加具体。而相比于苹果，红苹果、青苹果、黄苹果等又更加具体。

思维导图主要用来进行“自上而下”的分类。在公司里， 拆解工作就常用自上而下的分类方式。

但换种思路，西瓜、香蕉和苹果可以有几种分类方式呢？

开动脑筋想想，你会想到很多种分类方式。

第一种：西瓜和香蕉是一类，因为它们必须去皮吃，而苹果可以带皮吃。

第二种：西瓜和苹果是一类，因为它们都是类似球体，而香蕉是类似圆柱体。

第三种：香蕉和苹果是一类，因为去皮后它们的果肉通常都是白色的，而西瓜的果肉通常是红色的。

……

只要发挥创造性想象力，这样的分类维度可以不断地找下去。所以分类思维可以用来训练创造性想象力，这在后面还会专门谈到。从具体的西瓜、香蕉和苹果去寻找抽象的分类维度和分类方式，这就是“自下而上”的分类。其特别适合用来做创意创新，寻找新的思路和想法。

两种分类法的分类方向如图 2-9 所示。

对比一下，思维导图就比较适合自上而下的分类，用来理清关系复杂、数量多的信息。也就是说，它是先确立分类维度，即确立一级概念、二级概念、三级概念……然后按照分类维度和不同的层级，再把事物分门别类地填到思维导图的大树上去，如图 2-10 所示。

在使用思维导图的时候，得先清楚几件事情。

● 我们清楚按照什么维度进行分类，如可以按毒性这个维度对蘑菇进行分类。

● 我们清楚在这些维度下会涉及什么概念，如蘑菇可以分为有毒的和无毒的、野外生长的和人工种植的等。

● 我们清楚这些概念的层级，然后能把要分类的事物填到适合的位置。我们把蘑菇设为一级概念，有毒的和无毒的设为二级概念，野外生长的和人工种植的设为三级概念，如图2-11所示。

这种自上而下的过程，特别适合画成思维导图，一目了然。

思维导图虽然是分类的常用工具，但不是分类方式的全部。要寻找创意创新、寻找线索，就需要用到“自下而上”的分类方式，如“线索墙”。

我们在电影里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场景：在警察局或侦探的办公室里，有这么一面墙。墙上围绕一宗案件，贴满了各种照片和线索。这些照片、线索排列起来看似杂乱无章，而且一旦有了新的发现，很快新的照片和新的线索就会立刻加到这面墙上去。照片和线索越积越多，非但没有推动案情进展，反而显得更加杂乱无章，让案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有时候，这些照片或者线索上面，还会按上大头钉，然后用细的小绳子，在不同的照片和不同的线索之间建立联系。

每当案情陷入僵局，破案的人就会对着这面墙，翻来覆去地看，琢磨还可以在哪些照片、哪些线索之间建立联系。小绳子连来连去，破案的人还是没有找到突破口。他们很痛苦，深深埋下头，十根手指紧紧抓着头皮挠来挠去。忽然，有人灵光一现，有一种线索与线索之间的关联性之前似乎被遗漏了。他赶快冲到墙前，在墙上牵起小绳子，把这些关联性建立起来，这就像神来之笔。大家再看那一面墙时，原来混乱如麻、毫无头绪的各种关系，现在竟然一下子变得豁然开朗。所有原来解释不通的地方现在通通有了合理的解释。原来看着杂乱无章、堆积如山的照片或线索，现在一下子能找到合理的维度，能对它们做清晰的分类。

破案的关键已经浮出水面，曾经隐藏在数量庞大的照片和 线索中的真相，即将大白于天下。这种分类方式，就和思维导图有点儿不太一样，它强调的 是自下而上地建立联系，需要不断补充素材，建立新的关联，不断做归纳整理，直到分类合情合理。

思维导图是发散思维，由抽象概念生根发芽，不断具象化成丰硕的大树。而线索墙是先发散再收敛，把具象的事物尽数铺开， 捕捉其中的联系，且不断补充素材，直到一个合理的结论浮出水面。整个过程就像先铺开大网，最后收网抓鱼一样。公司里常用的头脑风暴，其原理和线索墙是一样的，如图 2-12 所示。

例如，在很多侦探剧里面，常会有这样的桥段。一个侦探已经掌握了嫌疑人A的种种证据, 这些证据都清楚地表明，嫌疑人A就应该是罪犯。但让这个侦探苦恼的是，嫌疑人A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据，银行、超市、地铁的摄像头 都显示嫌疑人A在案件发生时并不在案发现场。究竟是哪里 出错了呢？侦探一遍一遍地检查自己推理的过程，却始终找不到破绽。

就在山穷水尽之时，这个侦探在咖啡厅里喝咖啡，无意得知原来嫌疑人 A 还有个双胞胎兄弟。这个关键线索的出现 , 一下子让原来所有解释不通的推理全部都打通了。之所以嫌疑人A被各种摄像头拍到案件发生时不在案发现场，是因为摄像头拍到的不过是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双胞胎兄弟罢了。

思维导图和线索墙属于桌面工具，适合个人使用，但如果碰到海量的数据要分类，就不能只使用桌面工具，而要用到计算机数据库，这在后面会介绍。

他发明了 Excel 里的图表

对事物做出有效的分类，就是跨出了化繁为简的第一步。

但对很多复杂的分类来说，仅仅做到这一点远远不够，所以进入工业时代以后，用图表等来直观呈现分类的工具越来越丰富。

这些工具的发明者最早可以追溯到一个名叫威廉·普莱费尔的苏格兰人。

普莱费尔出生在书香门第，他有三个兄长，分别是数学家、律师和建筑师。普莱费尔的父亲去世后，时任数学教授的兄长承担起了对普莱费尔的教育职责。沉浸在数学王国里的普莱费尔萌发了对图表的兴趣。

普莱费尔后来师从发明家安德鲁·米克尔，米克尔发明了农业史上具有颠覆性意义的脱粒机。普莱费尔还曾在蒸汽机的改良者、大名鼎鼎的瓦特那里做过学徒工。总之，普莱费尔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人，他从一个领域跳入另一个领域，探索一种又一种新方法，收获颇丰。我们今天日常使用的很多金属制品表面的电镀工艺，最早也可以追溯到普莱费尔的发现。

普莱费尔后来对政治经济政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一度成为当时英国一流智囊团中的一员。1786 年，普莱费尔出版了《商业与政治图解集》，在这本书里，普莱费尔创造性地使用了我们今天熟悉的饼图、条形图等，制作了 40 幅图表，直观呈现了贸易、债务等信息，如图 2-17 所示。

尽管这些直观的图表改变了我们看世界的方式，但在当时，普莱费尔的贡献并没有被人们重视，他曾多次入狱，后来坏了一条腿。1823 年，普莱费尔在一贫如洗中撒手人寰。

今天，我们打开 Excel 内置的许多图表工具，其源头都可以追溯到普莱费尔的发明。从分类学来看，普莱费尔推动了分类的可视化，直观展示了分类的维度、各种分类的权重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这些贡献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就在普莱费尔行将就木的最后几年里，一个女孩在意大利佛 罗伦萨诞生了。长大成人后，她远赴德国学习护理，然后前往英国伦敦的医院工作，并在 1853 年成了伦敦慈善医院的护士长。

这个女孩就是后来声名显赫的南丁格尔。在南丁格尔担任护士长期间，克里米亚战争① 爆发了，南丁格尔二话不说，直接奔赴前线救治伤员。

在前线，南丁格尔目睹了战争的残酷。但相比于枪炮带来的直接伤害，她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很多士兵并不是直接死在子弹下，而是死在卫生状况糟糕的战地医院里。英军士兵的死亡率最高的时候可以达到惊人的42%。

前线这样恶劣的情况并非没有上报，而是上报的材料并没有引起英国高层的足够重视。

南丁格尔不仅是一位杰出的专业护士，而且是一位非常有领导力的人。她分析了过往上报的材料，反复揣摩这些材料为什么无法引起高层的重视。最后，她找到了症结所在，发现过往上报的材料只是堆砌数字，那实在是太复杂了，高层没有耐心仔细去分析，自然也不可能做出高明的决策。

要解决这个关键问题，必须化繁为简，让高层一眼就能看到问题所在。

南丁格尔就站在普莱费尔的肩膀之上，基于他发明的饼图对报告做了进一步的升级改造，创造出了更加直观的“南丁格尔玫瑰图”，如图 2-18 所示。

南丁格尔玫瑰图对士兵死亡人数做了分类，选用了两个分类维度：季节和死因。

● 季节：全图按照钟表模式，分为 12 个扇形，这些扇形按照顺时针顺序，分别对应每一个月份。而扇形面积的大小代表 死亡人数的多少。

● 死因：每个扇形从里到外，用红、黑、蓝三种颜色来标注死因。同样地，每种色块面积的大小代表死于这种原因的人数多少。

◆ 最里层的红色代表伤势过重而死亡的士兵。

◆ 中间的黑色代表死于其他原因的士兵。

◆ 最外层的蓝色代表因为卫生条件差而死于感染的士兵。显然，如果卫生状况好一些，这些人的性命完全是可以保住的。

通过这幅图，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判断出，如果战地医院的卫生状况得以改善，大部分士兵是可以保住性命的。

这样简单直观的分类呈现，具有巨大的穿透力，谁都能一眼看懂，而且极易形成话题。南丁格尔玫瑰图迅速引起了英国军方高层、国会议员甚至英国女王的注意。此刻，曾经那些没有耐心读统计报告的人，拿着这幅图也能够迅速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很快，战地医院的卫生状况得到了改善，仅仅半年左右的时间，伤病士兵的死亡率就迅速降低至2%左右。

读到这里，你一定毫不意外，为什么南丁格尔奖会成为国际上赫赫有名的奖项了。

一张“死亡地图”挽救千万人生命

这个故事发生在 19 世纪中期的伦敦。

当时的英国已经步入工业革命时代，伦敦作为英国首都，自然变得繁荣起来。这里修建起来很多工厂，烟囱林立；城市里每天都吞吐着大量的黑烟，让伦敦的空气变得异常肮脏。“雾都”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儿浪漫，其实描述的是当时糟糕透顶的环境。

虽然乡村的空气比伦敦好得多，但因为伦敦的工厂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还是有大量的乡村人口涌入伦敦。进入 19 世纪后，伦敦的总人口超过百万，成为当时世界上仅有的几个超大城市之一。

即使到了19世纪中期，人们对世界的认知还远远不够，城市也缺乏科学的规划。伦敦突然涌入这么多人口，城市管理与发展难免会失控。人口密度史无前例地增大，引发了很多问题，如粪便应如何处理。当时的伦敦街景真是不堪入目—随处可见的污泥和粪便，很多街区对讲究的人来说根本无处落脚。空气里弥漫着恶臭，让人不禁作呕。

1854年一个夏天的晚上，伦敦宽街的一户人家莎拉·路易斯的宝宝生病了—又拉又吐，这样一来，尿布就换得更勤了些。

换完尿布后，路易斯随手就把洗尿布的水倒在了家门口。这是当时伦敦底层人民的卫生习惯。他们没有抽水马桶，也没有独立的卫生间，污水就是随便处理的，怎么方便怎么来。

谁都不会想到，就是这个普通家庭主妇的一盆水，彻底改变了伦敦这座城市的命运，因为路易斯倒出的这盆脏水里有一种致命的病菌——霍乱弧菌。

霍乱是一种肠道传染病，霍乱弧菌是霍乱的病原体。霍乱弧菌侵入人体后，会让患者腹泻，即使有的患者不进食也会不断地腹泻。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治疗，患者会出现血压下降、脉搏微弱、严重脱水的症状，最后痛苦地死去。

更加糟糕的是，因为当时的伦敦缺乏科学的城市规划，污水处理系统和饮用水系统没有被严格地隔离开，所以路易斯的这一盆脏水，让霍乱弧菌进入了人们的饮用水系统。

人口密度大给传染病铺设了新的温床。过去，霍乱弧菌杀死了自己的宿主，自己也会跟着消亡。但 1854 年的伦敦就不同了，当时的伦敦人口数量高达上百万，人口密度空前之大，贫民窟里一大家子人挤在一个小屋子里的情况屡见不鲜，霍乱弧菌可以在上一个宿主死去之前很快找到下一个宿主。

于是霍乱开始疯狂地传播，霍乱在伦敦迅速地蔓延开来。

霍乱存在已久，不是什么新奇的病，但这次真的把伦敦人打了个措手不及，有能力的人拖家带口逃离伦敦，留在伦敦的人只好听天由命，不知道死神什么时候就会突然降临。

想要控制住霍乱，要么找到特效药，要么研究出疫苗，要么就找出霍乱传播的机制，从而阻断霍乱的传播。对19世纪中期的伦敦人来说，找出霍乱传播的机制显然要容易得多。

霍乱是通过什么渠道传播的呢？人们首先想到了空气。因为当时伦敦糟糕的空气实在难以恭维，工厂产生的大量浓烟成了伦敦的公害，很多人因此患上了呼吸道疾病。空气里的粪便臭味也令人作呕，所以人们有理由首先把霍乱传播的根源归结为空气。

肮脏的空气确实对身体健康没有好处，不过霍乱的传播其实跟空气扯不上什么关系。但人们都这样认为，空气传播霍乱也就成了共识乃至真理，反正空气也没有主人，不会有人主动出来为它辩解开脱。于是，空气很容易就做了传播霍乱的“替罪羊”。

但还是有少数人质疑这种缺乏科学依据的推断。约翰·斯诺医生就是其中的一位。斯诺是一位医术精湛的麻醉科医生，当时的英国女王生孩子时，还用过他的麻醉药。他不是传染病科的医生，严格来说研究传染病并不是他的职责但斯诺怀有一颗悲悯之心，且不甘于简单地接受空气传播霍乱的共识。他开始担起逆行者的角色。斯诺亲临疫区，仔细调查，刨根问底，要找出真正传播霍乱的途径。当然斯诺也并非火眼金睛，由于缺少现代医学设备的支持，他不可能依靠肉眼看出霍乱弧菌究竟是怎么传播的。

但是，斯诺有自己的办法，这位生活在近两百年前的医生应用了一种处理复杂数据常用的分类方法，虽然这种方法在今天很流行，但在 19 世纪中期可不常见。

斯诺铺开一张伦敦地图，每在一处发现死者，斯诺就会辨析其死因，把因霍乱而死和因其他原因死亡的人分开，随后在地图上标注出霍乱死亡病例所在的位置，如图 2-19 所示。

斯诺一边挨家挨户地调查霍乱传播的情况，一边统计死亡人数。通过调查，他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这场瘟疫肯定不是通过空气传播的。例如，彼此住得很近的人，有的人患霍乱死了，有的人却安然无恙。如果霍乱是通过空气传播的呼吸道疾病，住得这么近的人一定会相互感染。有的人的居住环境看起来不错，却成了霍乱的牺牲品；有的人的住处十分肮脏，却与霍乱绝缘。这些事实都是空气传播论解释不了的。显然，霍乱一定有其他的传播途径。

随着地图上标注的病例越来越多，一条线索浮出水面——这些病例都分布在宽街的水泵附近。再结合其他证据，如宽街附近酒厂的工人一直用酒来代替水做饮料，几乎没有患上霍乱的，而附近其他的人如果饮用的不是宽街的水，也很少有患上霍乱的。于是斯诺得出了一个大胆的结论：霍乱并非通过空气传播，而是通过水传播。

这是一个正确的结论，但并没有立刻被大众接受。因为有个特殊之处需要注意，空气没有主人，但是水是由自来水厂提供的，通过水传播的结论会让有些人很不愉快。人们虽然嘴上不服，但病急乱投医的心态还是驱使着他们对宽街的水泵做了处理。这个举动非常关键，就像拉住了狂奔野马的缰绳，伦敦的霍乱总算被控制住了。

即便如此，参与第一次宽街水泵处理的人仍然坚称，宽街的饮用水清澈干净，看不到任何杂质。言外之意，斯诺的理论是错误的。他们凭着经验办事，当然看不到清澈水中的霍乱弧菌。

和斯诺一样怀有悲悯之心，不辞辛劳冒着风险在疫区挨家挨户访问的还有一位牧师亨利· 怀特黑德。起初怀特黑德也相信空气传播论，他甚至毫不客气地抨击过斯诺的水传播论。但身在疫区第一线的他，通过对比斯诺的推理和真实的病例，越来越相信斯诺所说的才是真相。

怀特黑德在仔细查阅死亡登记表后，找到了一条关键性的线索：宽街40号，9月2日，一个五个多月大的女婴死于霍乱。

之前这条线索被忽视的原因在于，大家没有想到一个小婴儿罹患这样的重病居然可以坚持那么多天，以至于各种数据分析都无法发现真正的源头。

怀特黑德立即去询问这个女婴的妈妈，也就是前文提到的路易斯，这才弄清楚了她洗尿布的脏水可能污染了宽街的饮水系统，成为霍乱爆发的源头。

在怀特黑德的推动下，人们对宽街的水源再次进行检查，结论证实了斯诺和怀特黑德的猜想，正是污水和饮用水混在了一起，导致了这场悲剧的发生。

作为斯诺坚定的支持者，怀特黑德充分利用自己在教会中的影响，最终让人们相信，在这场与霍乱的战役中，对宽街水泵的处理不是可有可无的动作，而是一个决胜要素，霍乱确实是通过水而不是空气传播的。

多年以后，怀特黑德回忆起非常有绅士风度甚至如先知般的斯诺对他语重心长说的一席话：“我们不一定能活到那么一天，甚至人们把我们的名字都忘记了。但总有一天，不再会有霍乱的大规模爆发，人们已经对霍乱的特性了如指掌，它将无法再肆虐人间。”

1854 年，霍乱风波以血的教训让伦敦人明白了一个道理：随着城市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人口密度越来越大，各类过去不曾遇到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例如，怎么处理这么多人口的排泄物，怎么把饮用水系统和污水处理系统分开，怎么应对拥堵的交通。总之，新兴的现代城市不能再像过去一样随性发展，必须有系统的城市规划。

从此城市的发展规划成了一门学问和实践的艺术，伦敦也由此走上世界第一个现代化大城市的道路。

今天，伦敦人口数量超过八百万，但空气清新、饮用水洁净、风景如画，再也不可能发生当年那种大规模的霍乱疫情了！

图 2-20 是斯诺医生绘制著名的“死亡地图”采用的分类法。这种方法有一个地方需要特别注意——分类维度的相关性。也就是说，斯诺医生不但以疾病为维度对疫区的人群进行了分类，还考虑了这种维度和地理维度的结合，找出了二者之间的相关性。

统计大量数据，找到不同维度之间的相关性，这种思维发展到今天，也就是大数据技术的雏形之一。

在这次霍乱大流行中，还有一件事情非常值得关注，就是关于霍乱的有效治疗方法。有效治疗霍乱的方法也曾被发现过，苏格兰医生托马斯·拉塔就采用静脉输液的方式挽救过霍乱患者的性命。拉塔的方式虽不算彻底，却是真正有效的。 

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当时伦敦的疫情这么严重，为什么不采用拉塔的治疗方法呢？难道是拉塔没有把治疗方法贡献出来？不是这样的，拉塔早早就把他的治疗方法寄给了媒体，而且媒体也早就把这个治疗方法公之于众了。

但为什么这个治疗方法没有派上用场呢？问题仍然出在缺少有效分类这个问题上。当时的新闻媒体专业化程度还不高，大众媒体和专业媒体没有做严格区分，媒体编辑对于各方供稿缺乏专业性的判断，往往把花边新闻和学术文章、有效的方法和无效的方法都放在一起刊载。

前面我们说过，霍乱并不是一种全新的疾病，所以当时很多所谓的“名医”都振振有词地宣称自己找到了治愈霍乱的良方。

由于媒体缺乏辨识真假的专业能力，常常是来稿照登，关于霍乱的治疗方法在媒体上简直数不胜数。当然绝大多数方法都是无效的，有的甚至还会有副作用。由于缺乏有效的分类系统，读者要从这些杂乱的文章中找出真正有效的，难度不异于大海捞针。最终，拉塔的发现很快被淹没在一堆宣称绝对有效的治疗方法中，因此即便等到霍乱肆虐夺去很多人的性命时，也没有人注意到拉塔的成果。

时至今日，我们有效地采用科学分类方式就能很好地解决这类问题。

首先，媒体的分类越来越细。专业媒体和大众媒体被严格地区分开。大众媒体虽然也会报道疾病的情况，但是专业的医生在制订诊疗方案的时候，更可能参照专业学术期刊，而不是大众媒体。专业学术期刊不但按照专业领域做了很多细分，而且提供了很多种分类方式，帮助查找文献的人快速找到自己需要的文献，并判断这个文献可能的影响力和专业度。

举个简单的例子，“被引数”就是衡量一篇论文影响力的 一个很好的参考指标。

如果一篇论文研究成果非常出色，同行们看了都觉得好，自己写文章的时候就会引用其中的内容，于是这篇文章的被引数就会逐渐增加。有的文献检索引擎还会在被引数下进一步细分为“自引”和“他引”，如图 2-21 所示。这是防止作者为了提高自己的被引数，故意多次引用自己的文章。

通过这些有效分类的层层筛选，有价值的学术文章自然就会浮出水面，再也不会出现像拉塔的事例中那样的情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