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双轨制的决策过程

——本文摘引自徐景安《我所亲历的改革决策过程》

农村承包，企业改革，都讲利益了。有利就干，无利不干，这是很自然的。价格问题就越来越突出了。比如玻璃，按面积计算价格，那就大量生产薄玻璃；按重量计算价格，就大量生产厚玻璃。我出国做西服需要的毛料，是一个厂特供的。为什么不多生产呢，因为价格太低，工厂不愿生产。由于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价格太低，加工工业品价格太高，结果基础工业越来越跟不上加工工业的发展。国务院开了很多次会议，讨论价格改革问题。小调解决不了问题，大调经济承受不了。煤炭价格调一点点，电力就要涨价，铁路运输要涨价，企业成本上升，销售价不让动，怎么办？后来想了一个办法，调价以后，谁利润增加了，国家收回来；谁吃亏了，国家再补贴。最后什么结果呢？拿到好处的，国家收不回来；亏损的，国家必须补贴。做了多少方案都行不通。

1984年3月，由《经济学周报》、《世界经济导报》等单位筹备发起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代表人选按论文水平确定。从1300篇论文中确定会议代表124人。会议筹备工作由张钢等人负责。张钢找王岐山商量，王岐山说：“徐景安了解情况，找他参加。”张钢找到我，我觉得，这是好事啊！临开会了，国家体改委和经济研究中心，都不同意我们去。这个会不是国家有关部门召集的，参加有风险。当时，温元凯组织召开了所谓改革者大会，受到中央批评，参加这个会就是改革者，不参加这个会就不是改革者？领导们是出于好心，让我们别参加这个会。可我担任了整个会议的策划工作，讨论题目是我定的，我怎么半路撂挑子呢？我当时是处长，冒着被撤职的危险，去参加会。

1984年9月3-10日，在浙江省德清县召开了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由于地点是莫干山，也叫“莫干山会议”。会议分七个组，第一组就是价格组。我一直在这个组，田源是价格中心出来的，主张“调”；张维迎是按论文选来的，则主张“放”。他举了一个例子：温度计中的水银柱，气温高了，水银上去了；气温低了，水银就下来。价格就是要按照市场供求关系变化，自动地升降。调价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水银柱，而是铁柱子，要降价就得锯；要加价就得接。他讲的是市场经济的ABC，但当时具有革命性意义。我们过去都是“调”的概念，没有“放”的概念。但价格能全放开吗？华生是研究生院的，他提出“先改后调，改中有调”的思路。当时，吵得热火朝天。

我为会议撰写了第一份报告：《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考虑到由国家计划供应和统一分配的能源、原材料比重太大，煤炭占50%、钢材占70%，建议采取调放结合、以放为主的方针，先将供求基本平衡的机械、轻工、纺织的价格放开，所需的原料也由计划价改为市场价；随着一个个行业的放开，统配煤、钢材的比重就会缩小，这时较大幅度地提高能源、原材料价格就不会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很大冲击。一个个行业的放开，就会出现统配内的计划价与自销的市场价，应配套建立物资市场。这份报告写出来后，我兴奋不已，在杭州西湖边散步时对张钢他们说：“金苹果已长出来了！”果然，报告送上去，9月20日张劲夫就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10月10日赵紫阳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振动，又可解决问题。广东的从改物价管理体制入手；江苏乡镇企业走过的路，协作煤价的下浮；及粮、棉由大量搞超购价的结果带来了比例价，都实质上是放、调结合的成功事例。”这就是我国价格改革实行双轨制的由来。

一种物资两种价格，市场价高于计划价，分配比例逐步缩小，市场份额逐步扩大。价格双轨制，将价格改革的大系统，化为一个个可以操作的小系统，避免了大风险。更具有深刻意义的是，不仅纠正了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而且打破了僵硬的价格管理制度，还带动了计划、物资体制的改革。这是对计划经济制度的重大突破，奠定了我国商品经济制度的基础。后来我国的经济改革就是走双轨制道路。所有改革几乎都从试点起步，再一步步推广。在内地不开放的情况下，试办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等等。

双轨制的好处是明显的，一下子放开，经济承受不了，观念也接受不了，干部也得培训啊。最重要的是，一直有强大的反对派盯着。旧的一轨保留着，他们好接受，没话说啊！中国搞休克疗法，不用说别的，先把你休克！双轨制也一定会带来问题，这就是新旧体制的矛盾、摩擦、漏洞，腐败也由此而生。价格双轨制催生了中国第一批暴富者。官商结合、倒卖物资，不断将计划内倒到计划外。两极分化、贫富扩大、权力腐败也就从这里开始。

这个问题至今争论不休。反对改革的人说，腐败是改革带来的。我说，没错，腐败和改革同时俱进。每一次市场化改革，都是为资源的掌控者进入市场进行交换带来机会。那怎么办呢？一是不改革；二是全放开；三是先政改；四是搞革命。所谓改革就是赎买，就是承认既得利益，就是买你支持改革。改革就是这么回事！要么就搞革命，革命带来新的掌权者，结果如何还是很难说。腐败是双轨制带来的，经济先改，政改不动，就是双轨制。所以，克服腐败，就要推进全面改革。然而，真的搞政改，还得双轨制。这是我与理论家的区别。搞理论的人，对双轨制深恶痛绝，一种物资两种价格，这在理论上说得通吗？既不是计划理论，又不符市场理论，批得狗屁不如。但中国改革就是这么在计划与市场的夹缝中走过来的。理论家往往追求理论的彻底，但实际生活需要妥协，改革要面对现实。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同样的，政改也必须双轨制，慢慢过渡。

价格双轨制，也带来紫阳用人的双轨制。年轻人提拨了一批，本人从处长升为体改所副所长。体改所成为团结中青年的核心。此后，紫阳每年召开座谈会，既听老同志的意见，也听年轻人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