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群众呼唤什么样的医药股？

原创黄子荣/高翼有数DataVision

作者：黄子荣/高翼

支持：远川研究所医药组

最近，70万一针的“孤儿药”的话题风靡全网，《我不是药神》上映已经两年多，高价药负担不起又一次成为网民们抱怨的话题。

和之前的“高价药找代购”情况不一样的是，在超级医保局的一些列灵魂砍价之下，如今大家对高价救命药的第一反应是能不能来波灵魂砍价，让医保分担一些压力。但另一端，是医保资金的巨大压力。

IQVIA的一项统计指出，如果当前的收支结构不发生变化，到2034年医保资金将完全穿底，届时大家看病就得全部自费了，即使你交了这么多年的医保。

压力再大，也得想办法回应一下大家期望，破局之路无非“开源节流”四字。羊毛出在羊身上，开源几无可能，而节流第一个便是要从医药公司下手。

在现行的药品定价机制中，医保对医生处方监督较弱，“回扣-药价-医保支出”容易形成正循环，导致医保支出压力增大；在此背景下，医生（医院）倾向于选择药价更高的药品，药企也愿意用些带金的手段去引导医生用药，这也是医改改了很多年都不成功的一个原因。

之前让卫健委来管这件事，亲爹打儿子注定不痛不痒。如今医保局正式上位，从以前卫生部和财政部的附属单位晋升为国务院直属部门，一方面是权力空前增加，另一一方面是资金和舆论压力大，医保局要做的事情很多。

既然是国家要对药企下手，那药企也不得不从，2018年12月医药股的一波大跌仍历历在目，但幸运的是，行业和市场对这种规模降价已经有了充分认知。

第三批药品带量采购即将在明天开标，这次会有什么不同？在医药股今年涨的不可开交的情况下，是不是一个上车机会？

说起这种运动式降价，离不开一个城市，就是福建三明。

三明是一个老工业城市，有大量的退休工人，赡养负担极重，整体上大致和二十年后的中国相当。

早在2009年新医改启动时，三明的医保基金便已穿底，但当时的17个国家级试点城市中并无三明。2011年，三明市医保亏损额达到超过2亿元，而同一时期，三明居然先后有8名公立医院院长被查出有药品腐败问题。

2012年，时任副市长的詹积富为了解决医保的现实压力，开始实施改革。三明市将所有医保职能整合到隶属于市政府的三明医保局，由医保局直接和药企谈判压价，单独采购，强制以量换价，以缓解医保财政危机，这就是后来世所关注的“三明医改”。

三明医改降价效果显著，在官方口径中成为医改典范；但是伴随着成本的下降，三明市的药品质量同样大幅下降，实质上宣告改革失败。

究其原因，这种压价方式在小地方是难以施展的。市场盘子太小，措施难以给药价拉出降低空间，有实力的药企干脆拒绝参与谈判，直接放弃市场，国内一线龙头药厂在三明的弃标率高达100%。药品市场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直接导致了药品质量的降低。

这个政策在三明没持续下去，2014年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到达三明进行调研，最终肯定了三明医改，把三明医改立为全国医改标杆，成为国家控费部门的宝贵经验。

当整个盘子从一个小地级市拉到国家层面，这块市场蛋糕不是说放弃就放弃的。而另一边，09年以来，国内的医药企业也逐渐站了起来，市值从15年的2万亿涨到18年5万亿，而这背后是医药企业技术、人才和规模的密集提升。

所以，到了2018年，各方条件都充足后，医保局正式成立，开始的第一件事便是轰轰烈烈的搞药品集采。

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组建国家医疗保障局，大规模的以量换价政策开始筹备，12月6号第一轮4+7试点城市谈判开始。

后面的故事就渐渐为人所知了：19年4月由11个城市扩大到全国；12月份启动第二批带量采购，并且医保局出面发文指出集采将是长期的方针；今年3月份第二批集采落地；然后是明天的第三批集采。

带量采购由医保局主导，和某地区医院一起约定好当地每年的药品采购量，将这一量全部打包给某一家或某几家药企，杜绝其他竞争者参与，同时要求药企能够给到一个足够有诚意的价格。

最早期带量采购的份额占据该地区整个药品市场70%左右，这基本就意味着将成为该地区的垄断地位，剩下30%是社区等小型医院以及院外市场，比如药店等零售渠道。如今虽然允许超过1家企业参与到整个市场的蛋糕瓜分中，但“降价”和“保量”的两个根本逻辑没有变。

所以，要“量”还是要“价”，要市场还是要利润，这成为不少药企需要面临的抉择。有的外企嫌价格低索性放弃，有的顺利入局，有的降80%都没能上车，还有企业因为产品独家，价格随便调整个20%就拿到了一年的销量……

那么在这个集采的过程中，市场上是如何一步步认知，并逐渐接受的呢？

早在2018年11月，4+7试点城市集采前，有券商高调指出此次降价和前几年医改一个样，都是雷声大雨点小，但12月结果处理后，25个品种平均降幅52%，直接给整个市场狠狠删了一记耳光。

所以在12月6号，当天医药股全线闪崩，一天蒸发掉5000亿。

以往的两票制、营改增政策，都是为了降低药价，但这些财税约束手段都能找到第三方咨询公司来解决，每次药改都只是治标不治本。卫生部门请客，医保部门买单，药价包含回扣。采购原则变相保护原研药，专利过期后仍然高价。

而这一政策一出，仿制药销售几乎再无招式可耍，只剩下价格战一条路。面对无可避免的仿制药降价压力，国联证券、西南证券直接建议避开化学药。

第一批集采不少外企仗着自己是原研产品，都不轻易放低身段降价，丢标居多，而到了19年4月扩围阶段，赛诺菲、诺华、阿斯利康等一众头部外企也纷纷加入杀价当中。这让很多国内仿制药企业更是降红了眼。到了第二批集采，甚至有药企祭出了97.57%的价格降幅。

所以如今，大家对这种政策预期都有了充分认知，而市场上的恐慌情绪也少了很多，除了落标出局的几家药企，医药大市并没有因为这次集采受压，反而更加强化了创新药的认知，恒瑞、豪森、百济等一众创新药企在整个19年下半年直线上升。

所以，带量采购政策对医药行业竞争格局改变，主要体现在四个要素：仿制药质量标准化、仿制药营销弱化、研发药价值强化、成本优势价值强化。

通俗点说，就是有创新能力的药企，可以摆脱同质化竞争，这样药品价格的稳定性、话语权就会很强。

另外，既然是降价，谁的成本控制得更低，自然优势更大。而那些特别依赖单一品种的企业，其实风险是在加大的，单品丢标就是全家挨饿，那损失就大了。所以产品线丰富的企业，也有优势。

回顾来看，两次带量采购甩下了竞争力弱的药企，而规模大的药企可以通过规模来抹平成本，并有更大的可能去研发更多政策免疫的产品，所以这些药企也不断能获得市场的追捧。

所以回到明天即将开标的第三批药品集中采购，其涉及的56个品种属性和前两批类似：竞争多，用量大。带量采购本身不会对市场产生太大反应，反倒是一些龙头利好的一个机会点。

如果仔细研究进入集采的产品，你会发现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激烈竞争下看似药价高实则拼带金销售的力度、没有太大的拓展空间，这种类型的药总结下来就是“辛辛苦苦一整年，一看利润没几个钱”的情况。

利润低是因为中间的钱都给了医生和医药代表。政策经常说要挤掉中间环节的费用，这些费用其实除了落到医生和代表口袋的钱，还表现在交通、差旅、请客吃饭送水果上，这笔开支其实不低，最后都划到了药企的营销费用中去。

而回顾之前的集采历史和市场表现，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医药行业已经对国家的这种运动式降价政策已经磨合完毕，除了因为自身成本太高而降价不充分导致出局之外。药企和医保局早就形成一种默契：借用政策来消化这些尾大不掉的产品。

这种类型的药品用来刷现金流非常好，它能带动整个公司的各项业务向前发展。但这种刷现金流式的产品是建立在两个因素上：一是企业利润低；二是牺牲患者和医保资金为代价。

而因为涉及到医保资金，政策要做的就是去打击这种模式。

这种现金流对小企业可能至关重要，但是伤不到龙头药企的皮毛。利润和运营成本同时降低的结果，就是营收减少但净利润增加。

集采采的是质优价廉产品，这本来就是在自由竞争下的正常市场选择，但是医药行业因为某些原因，市场一直处于失灵状态，监管层只不过是制定了一种叫“带量采购”的游戏规则，来充当“市场”的作用。

归根结底，物美价廉的药品，需要的是中国药企进一步提高核心竞争力和行业壁垒。换句话说，我们需要的不再是“医药股中的茅台”，而是“医药股中的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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