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聊中国与西方
兔主席 20200529
昨天，美国国务卿Pompeo声明称美国将不再视香港为“高度自治”：
“根据香港法案，国务院需要评估[香港]相对中国的自治程度。经过这段时期的认真研究，我今天正式对国会宣布，在美国法律之下，香港不能再获得1997年7月之前一样的待遇。”
今天，全国人大则如期高票通过涉港国安立法。
美国在香港问题上的反应是预料之内的。而北京的行动也是预料之内的。
网上各种政治分析已经很多了，今天笔者这里主要是闲聊了。
1. 对中国爱国主义的偏见
2020年的今天，中美两个国家正在朝着对立的方向发展，渐行渐远。如果说两国有什么区别的话，在于北京的行动其实更能代表自己国民的意志，而华盛顿的行动则是政客为了转移国内矛盾所进行的引导和操纵。
仔细一想很有意思。西方描述中国的主流叙事是：
1） 集权政府会对民众进行“煽动”和“洗脑”，用狭隘的民族主义武装他们的头脑，把国内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外部化，把民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国外，从而化解其对本国政府的不满和挑战，藉此维护自己的统治；
2） 一个集权政府如果宣传爱国主义，那只有一种可能性，即在把民族主义作为维护自己统治的政治工具，譬如说，中国提出了指向民族富强和复兴的“中国梦”，在中国人眼中，这是很自然的，虽然大多人都更关心自己和家人的福祉，但因为中国经历屈辱的近代史，因为我们从小到大的教育，因为我们社会的文化，使得中国梦这样的提法完全可以理解和被接受，是人们所普遍认可的。政府官员同样来自民众，与民众价值观是一样的，他们提出的正是中国人真实的想法。但在美国人眼中，人只可能是自私的，只可能关心自我，只可能有追求自我成功的“美国梦”，而“中国梦”这种关心国家命运的想法只可能是政府统治民众的政治工具；
3） 在这种体制下，民众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必然是集权政府灌输的，是个体被洗脑的结果。由衷的、独立的、理性的爱国主义是不可能的；
4） 如果你坚持说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是由衷的，美国不是也有“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么？美国“白左”/主流liberal会说，我告诉你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就是不好的呀，这种价值诉求是与国家/集体绑定的，是针对族群的，是狭隘的，可能危及到个人自由权利及普适价值，可能被政府所利用。Trump说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他就是煽动民族主义，所以我们西方主流政治也不喜欢Trump啊。但我们的制度使得我们可以把他选下来呀；
5） 如果你说，那美国不是也满大街国旗么。学校也不是从小就灌输爱国主义么。这与我们中国的爱国主义区别于界限到底在哪里呢？这时美国白左也可能会为美国说话了。我们尊重、爱戴的是美国国旗、背后的美国宪法和建制，我们的普适价值。民主、自由、个人权利。我们这个是爱国。你那个是民族主义，这是不同的啊。
所以，权威/集权主义国家下的爱国者是非蠢（被洗脑）即坏（接受激进极端主义）的，而只有美国才可能存在“好的”、“理性的”、“正确的”、“值得被尊重”的爱国主义。
而实际情况是，中国是一个由儒家文化统治了两千年的大一统的文明古国。国家主义、集体主义都是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及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社会里，个人与家庭、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就是和现代西方不一样的。所以，由衷的爱国者是存在的。他们不希望看到中国在国际上被美国欺凌，希望看到祖国的统一、国家的富强和中华民族的复兴。这是无数国民真实的、很自然的想法。
经历了去年的香港内乱时，看到人大通过涉港国家安全法案时，无数国人对此感到欣喜，感到愉悦，感到振奋。
北京的举动更不是什么利用民族主义转移内部矛盾维护集权统治，这是我们的政府在对人民和历史问责，在对人民和历史做出交代，在完成人民赋予自己的使命。同时，推动和制定这些政策的政府官员的价值观、想法与支持这些政策的国人是一样的。政府不是人民的对立面，而是人民的一部分。
相反，美国政客才是有意识地利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去转移国内矛盾，把美国问题外部化，疏导国人对自己的批评，维护自己政党的政治地位。实际上美国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社会基础不但不比中国更弱，甚至只可能更强。只要政客去打造一个美国的对立面和假想敌，梳理一个靶子，就有可能转移公众注意力。过去几年以来，美国两党政客已经在反华上达成大的共识，把反华作为最大的政治正确，而在2020年大选季，Trump的白宫及其共和党正在极力放大与中国的冲突，挑拨老百姓的反华情绪，试图通过把所有国内矛盾和政策失误都转移到中国身上的做法为自己的选举保驾护航。
所以，对中国爱国主义的偏见现在最适合用在美国自己身上。
2. 政府-社会对立观与西方的文明自信
当代西方主流自由主义的政治话语将公民社会/人民 与 政府对立起来，并按这样的认知框架去理解全世界，认为这种对立普适存在，并足以解释一切的社会模式和文化。
出于这个认知，西方关注的个人权利也非常狭窄，特别专注于针对公权力的消极权利（“negative rights”）即“我不会被怎么样”或“政府不能对我做什么”。其中最根本的权利就是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political rights and civil rights）。他们的理念认为，只要这些权利得到保障，人民能够通过选举组织政府，能够对抗政府，把权利保留在自己手里，那么一切社会问题就都能得到解决。只要体制正确了，人们自然就能获得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福祉。当代西方主流政治话语骨子里甚至认为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属于“次”一级权利。这些权利属于所谓的“积极权利”（positive rights）即“我能够得到什么”、“我能够获得什么”，被认为不能或不应被视为真正的普适权利——譬如如果连基本的生存都无法保障，谈何“受教育权”或“医疗权”？——这些权利大多是乌托邦和幻想。而且西方认为这种权利概念非常危险，因为历史上它们往往与极端政治联系在一起，包括欧洲上世纪上半叶的极左和极右政治。
中国人对个人权利的观念和西方完全不同，中国人认为：
1）经济和社会福祉才是更重要的权利和好处（“衣食足”），生存和发展才是第一位的，其他是第二位的；
2）中国人并不像西方一样认为政治权和公民权是个人经济与社会福祉的前提。-中国没有这样的认知、观念、价值观，更没有这样的历史体验及传统；
3）“有国才有家”，中国古代没有西方启蒙以来构建的公权力与个人的强烈对立关系。中国本质是个儒家文化社会，儒家的愿景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从认识世界开始，到锻炼品格、修身养性，到管好家庭，再到治国平天下。个人从小我开始，推及到家庭、社会、国家乃至“天下”，扮演自己在更宏大社会乃至宇宙秩序里应有的角色、承担应有的义务；
4）中国传统哲学谈的都是道德义务，很少谈权利（claim-right，entitlement），灵魂拷问的问题都是你能为家庭、社会和国家做什么，而不是你能从社会和国家确保得到什么。
中国和西方社会的文化与秩序完全不同，在遇到传染病防控这样的重大公共问题里马上就能看出差别。目前看来全球防疫抗疫做得最差的几个发达国家，有好些个是个人主义文化最盛的英语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这点在下文的文明冲突部分会再提及。
而以美国为例，美国人之所以在COVID-19的防疫上做得如此之差，不能仅仅认为是Trump的问题，这是这个国家政治制度及社会文化发生作用之下的必然结果。这里每个人都在问自己的权利和保障，不愿问自己的义务或牺牲，不愿向政府让渡权利和自由。只有人人团结、对社会做出一定的让步和牺牲，赋予政府一定的超权力，方有可能抗疫成功。而在美国，人们大概认为公权力才是比SARS-COV-2更可怕的病毒，对抗病毒绝不能靠强制隔离或健康码，绝不能坐视政府扩大自己的权利，伤害人们的自由权利和隐私。大规模的传染和病死是保护社会政治建制、维护个人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等“消极自由”的必须代价。“为自由毋宁死”。真正的美国爱国者们应该看到，防疫最终只能靠自己，人们有责任团结起来不对政府折腰，不给政府权力。除了口罩和药品，还能够依赖的只有枪械和圣经。
3. 西方的文明自信
西方当代主流政治价值观将 人民/社会 与 政府根本对立起来是有复杂深刻历史原因的，由于西方文明在人类近代史上非常强大，战胜、征服、统治了全球所有其他文明与社会，就使得西方会俯视、轻视、蔑视其他文明与社会，自认为代表全人类的终极成功模式、道路与普适价值。这是一种骨子里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晚至19世纪中叶的清朝，中国还以天朝自居，有极强的文明自信，认为天朝以外都是蛮夷。如果说当时中国的文明自信与今日西方的文明自信有什么区别的话，主要在于：
1） 当时中国的文明自信集中在占人口极小比例的文人精英，而当今西方文明的自信则在大规模普及教育下深入推广到普通民众心中；
2） 当时中国的文明自信还是基于对全球社会和人类文明作为一个整体的不了解，说得难听一点就是晚至19世纪时中国已成为井底之蛙，对全球是无知的。而当今西方文明的自信则是建筑在对全世界不同文明、国家、社会数百年的征服、统治、了解的基础上的，全球已经没有盲点；
3） 如果一个文明在武力交锋中都无法保护、保全自己，沦为殖民地，那就不可能建立自信。所以整个19世纪伴随中国全面接触西方并吃了一个又一个的败仗，这种文明自信迅速崩塌。当天朝被转投西方文明的日本打败后，文明自信基本被瓦解。而西方文明则在过去几百年内通过武力征服了所有文明，殖民了全世界。进入20世纪下半叶，武力征服和殖民已不再是全球竞争的合法手段，但在后殖民时代，西方转而运用经济和科技手段继续统治着全世界，文明自信如果说没有增强的话，至少也没有削弱；
4） 西方文明自信也是建立在实证和科学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现代性”的基础上的，他们自认为通过实证、理性、辩证、科学的手段去观察和认知世界，得出的结论更加合理和可靠。因此，西方处在一种源自认知方法论上的认知自信，这是一种更加“高级”、“高维”的自信。
西方的文明自信又使得：
1） 他们真心自认为代表人类的终极道路，代表真相和真理，应该向全世界输出，帮助其他国家和社会走出蛮夷。这种文明自信又为西方不公平地对待其他社会、掠夺和欺凌其他文明和社会提供了合理化和理据。因此，美国制裁、打压中国也是对中国输出“现代性”，输出“幸福之路”，是在帮助中国人民；
2） 这种自信使得西方很难谦虚平等的去看待其他文明与社会，很难真正尊重其他文明与社会。西方少数人对日本禅宗、密宗、印度哲学之类东方文化的崇尚不代表西方文明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平视其他文明。这些个人层面对东方文化的崇尚只能算是西方对东方文明的文化猎奇与消费，具有工具主义特征（将其作为西方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的补充与替代）
3） 这种自信也使它被限定在自己的思维框架里，例如认定社会就是无数个体的组合，个人就是理性的、自私的、小我利益最大化的，个人与社会、政府只可能有一种正确的关系（即对立关系）。他们很不容易理解与自己形态、构成、结构、文化、价值观、行为模式、社会关系不同的社会，儒家社会的个人与子女、父母、大家庭、宗族、社区、政府的关系与西方完全不同，而西方不愿意也无法理解；
4） 这种自信使得西方落入某种思维和认知陷阱，当局者迷很难看清楚明白自己所处的问题，很难对自己的社会和文明进行更深层次的批评。譬如美国主流政治话语其实是被限定的，人们很难跳出美国宪法的束缚，很难对美国制度进行批评。COVID-19抗疫不力与美国政治制度及社会文化有很大的关系，但美国人会认为这种政治制度及社会文化依然是合理的，体制的问题是不存在的，只可能是个人（Trump和个别政客）的问题。
当然，这里绝对不是说西方文明体系内没有批判思想。法国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在冷战结束后写过一本书《Specters of Marx（马克思主义的幽灵）》，指出在柏林墙倒掉，东欧共产主义阵营瓦解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空前统一的西方其实比过往更需要重拾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对西方建制进行激进的反思与批判。
只不过这种批判和思辨来自哲学家，只存在于极少数知识分子脑袋中。我们在主流话语里很难看到这样的思辨。在主流政治世界里就更加看不到了。
相反，在西方文明以外的世界里，这种讨论十分激烈。譬如随便两个朋友都会讨论中国和美国、东西制度之优劣，分享自己的不同看法、偏好和取态。中国人是西方文明的局外人，自小生长在一个与西方全然不同的东方文明里，脑海里自然一直有文明的竞争、融合、冲突的概念。这实际上为中国人看待世界提供了更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在过去几年，中国身边的世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一是西方在中国的崛起面前变得没有那么自信了，他们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威胁，而越是害怕中国，越说明西方文明自信心在削弱；
其二是中国在崛起时变得更加文明自信了，尤其对于年轻一代人“后浪”来说。但经历过一穷二白和各种折腾年代老年人，还有许多人存在文明自卑，要仰视西方文明（譬如作家方方）。
大国竞争好比企业之间的竞争。一个设定了宏大愿景、战略目标清晰、管理有序、业务开展有打法、团结统一、士气高昂，能够吃苦耐劳，同时又能允许一定的多样性和活力的企业，注意学习其他企业优势特点并动态纠正改进的企业，一定比一个没有设定任何战略目标、纯依靠小团队和“看不见的手”自下而上管理的企业在中长期更有竞争力。
因此，中美两国按照当前运行下去，中国势必会超过美国。美国的政客精英们应该已经看得比较清楚了——由于他们不可能改变美国本身的政治建制、文化和社会管理方式（也就是一个企业的运转的习惯与文化），那么他们要保护住生产经验地位，只能出手遏制中国的发展，将其掐死在摇篮中。美国最强硬的鹰派（包括Steve Bannon）大概知道，美国距离还能遏制中国的时机不多了，如果中国完成未来十年的发展与财富积累，更上一个台阶，达到一个新的阶段或阈值，则美国将丧失有效遏制中国（且不致构成对自己的重大损失）的最后阶段。
今天暂时写到这里。